帮亲戚玩转金融市场，结果很扎心……

我的名字叫王定国（化名），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，成了百万富翁，人们戏称我为王百万。我在股市中历经艰难曲折，尝尽了酸甜苦辣，伤我最深，让我最痛的是亲情和家事，他们是我的问题股。

我王百万在股市里发了。有些人认为，我的兄弟姐妹，我周围的人也一定跟着发了。并不是这么回事。炒股票是个人的行为，完全是由个人意识所决定的。

我的兄弟姐妹尽管参与国库券买卖很早，都给我打过工，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，但都未发起来。

比如，我哥哥当时资金有4万元。我劝他说，“你要资金保值、增值，去买400股真空电子，每股100元，放着，你哪怕不炒，一直捂到700元，就会变成32万元。”

哥哥当时是内河航运公司经理，从部队复员回来的，接触社会少。

他说，“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买。”因为当时上海没有建立证券交易所。我告诉他“到外面去收。”他说“我不会收。”我说“我可以帮你收，你就捂着，肯定比银行利息大。”

他被我说服了，把钱送来了。第二天，我准备帮他买了。他对我说，“想来想去，我不要买了。”

过了几年，真空电子股票涨上去了。他懊悔得不得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动员他买股票了。

1988年，我几个兄弟通过买卖国库券都有上万元的资金。一个弟弟开了一间杂货店，经营不善转租掉。一个兄弟买了辆摩托车，把资金消费掉了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家里除了我继续投资股市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参加炒股票。

一个人炒股，是意识观念的转变。

我的哥哥是从计划经济轨道里走过来的，受计划经济影响很深。后来，侄女对我说，“我爸爸很憨的。当时你动员他去买股票，他跟我说，你不要看你大爷叔现在神气，政策一变就会倾家荡产。”

我太太娘家是一个大家族，早期我曾向他们借钱买国库券，后来连本带利还给他们。

当时，太太的外甥女有4000元，对我说，“给我买点国库券，藏着，比银行利息大。”我到西康路一看，真空电子只有90元1股，我给她买了40股。

买了两个月后，真空电子涨到400元股，价格翻了倍多。我马上通知她说，“股票收益远远超过国库券了。你抛不抛？”她一听，说“抛。”我说，“还有可能涨上去的，现在通知你，股票是你的，由你决定。”

她说，“我坚决抛，决不后悔”。结果，我帮她抛掉了，赚了16000元。后来，又涨到800元股，她后悔死了，话就变调了。

通过这些事后来我树立一个思想，不要轻易给人家做具体参谋。

我太太的舅舅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，我们结婚时他没来，那时我穷，他看不起我。后来我成了杨百万，出名了，就上门了。

我热情接待了他，叫他去买一点豫园商场股票。当时一般人是买不到的，我帮他在建设银行抢了第一条跑道，买了50股豫园商场股票，2000元1股，就是10万元。涨到5000元股时，我告诉他，“已经涨到5000元了，50股可以赚15万元。”

抛掉豫园商场股票后，这位舅舅又想买延中实业股票。我说，“延中实业不能买，已经380元了。”

他说，“坚决买，就算豫园商场股票15万元没赚。”

我说，“延中实业你一定要买，我也没有办法要买，你一定要写张纸条我坚决要求买进延中股票。”

后来，我给这位舅舅买进了延中实业股票500股。买进后，就一路下跌，一直跌到200多元。

这时候，他人也不来了，派他的儿子来，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抛掉。”

我对他儿子说，“这股票是你父亲的，如果我给他抛掉了，怎么向他交待。”

结果，延中实业抛掉以后，马上反弹。因有字据在我手里，这位舅舅没办法讲，有苦说不出。

要我帮忙买卖股票的，除了太太的舅舅外，还有太太的表姐妹。她们公开向我提出我们钱少，只有2000元，交给你，赢的我们拿，输掉的是你的。这简直是向我要钱，使我很苦恼。

这类事我碰到不少。如果我不为亲戚买卖股票，他们就说你富了，六亲不认。

他们买卖国库券尝到甜头了，后来股票行情好，我又叫他们买了10张认购证，中到6张，捂到每人都赚了10多万元。

1992年股市快见顶时，我将亲戚们请到家里来开了一个小会。会上，我说，“现在我已经退出股市了，不好做了，要跌了。我劝你们也不要做了。”他们走出我家门就议论开了。有的说小阿弟胆子小了，不会做股票了。

他们个个不听忠告。在1992年的1400点跌到386点的过程中，全部输光，从此就告别了股市。有些人认为，认得王百万就好了，在股市里就不会输钱了，其实是没有用的。炒股票归根结蒂还是要靠你自己。

他们的钱输掉了，又来向我借钱，我一律不借。生活困难，我可以给你一千元、两千元。

当时我一登报，王定国成为了王百万，很快就传到了我的家乡。我祖籍乡下是淮安和扬州交界处，亲戚都到上海寻我，我外婆姐姐的儿子一开口要借5000元。

当时，我想：王百万王

百万，如果有一百个这样的亲戚，你不就变成穷光蛋了。从穷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做人真难呀，你不得不面临诸多的人情困惑。

出了名、有了钱以后，亲情碰撞，我感觉到了世态炎凉，正应了一句老话：贫穷闹市无人问，富贵深山有远亲。

我的几个兄弟都是从小吃苦走过来的，但想法和我不一样。我现在还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，他们认为，小时候吃苦，现在就要享福，把少儿时吃的苦补回来。

怎么补回来呢？除了透支收入，他们开始偷我的钱，用从我这里偷得的钱去享受。

还是在做国库券买卖的时候，一次我带着一个兄弟去洛阳。当我从外面回到宾馆。阿弟不在，我给他的一只密码箱还在。我想把随身带的香烟留给他我就走。

谁知在他的密码箱竟发现了1000元钱，封条封着，上面银行营业员的名字、图章和我箱子里的钱是一样的。我明白了，他是趁我不注意时，从我的密码箱里偷拿了1000元钱。

长期以来，对于亲情我总缺个心眼儿，不知道防自家人，连保险箱密码也是半公开的。1989年我的保险箱内存放的10万多元，1988年国库券少了6万多元，后来平白又失窃2万元现金。我把几个兄弟找来询问，他们一个都不承认。

后来派出所派出三名警探到我家来查看，对我说，“这次失窃案是你们自己人作的，外贼不可能只偷一部分国库券，门窗和保险箱都没有被撬的痕迹。”

警探一分析，我没有话好说了，只好自认倒霉。很长时间，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个小兄弟偷的。

外面的人只看到我王百万风光的一面，其实，这些年来，我家里的这些“问题股”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。

外面人偷你东西，我总感到可恶，你亲弟弟偷你的东西，很痛心。这些年，我做了点善事，捐过款。我的弟弟拿了报纸跟我母亲讲，“你看，我小哥捐给人家社会上不认识的人家几千几千，捐款给我们就好了。”

我说，“捐给社会上穷困的人，是我的社会责任。你们又不缺手缺脚，你们可以凭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。”

这些年来，在培养几个兄弟方面，我没有少花心血。1989年，我帮小兄弟取得驾驶执照，支付培养费5000元。叫他开车还付他工资。当时，我买了一辆小轿车，本想让他帮我开车，然后取得一份职业资格，到外面去开出租汽车，或为老板开车。

后来帮他介绍了开车职业，一月工资有1000多元，他就是不想做。后来，我看他实在不肯，就说你帮我开吧。

他说，“我帮你开车，每月工资要5000元。”我从这里悟出了为什么旧社会里老板不用自家人的道理。

保险箱失窃的事，究竟是谁干的长期是个谜。后来，一个兄弟给我写了忏悔书，原来是他们兄弟几个合伙干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对他们很好，他们终于良心发现了。

读着他们的忏悔书，当时，我的心里很痛苦，想不到在金钱与亲情的天平上，金钱竟然战胜了亲情。

如今，这一封忏悔书多少给了我一丝心灵的安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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