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载：许倬云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
2022-05-29 16:38 | 出处： 但斌
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，91岁的许倬云仍在执着地寻找解决方案。
文｜姚璐
编辑｜金桐
摄影｜陈荣辉
病痛中的忧思
历史学家许倬云已经91岁了。很多时候，他要和自己的身体作战。
10年前，他动了两场大手术，脊椎剩下四寸没动，在那之后，不能低头，不能弯腰，只能勉强站立，阅读只能在电脑上进行。一年多前，他彻底瘫痪，站立也成为难事，只剩右手食指还能动。吃饭要靠太太孙曼丽喂食，写作只能靠口述。早晨起床要靠吊兜，「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，从椅子吊到床上，像吊猪一样」，他笑着说。因为长久坐在轮椅上，夜晚的睡眠变得浅而长。
这个生于1930年的老人，在大陆成长，在台湾求学，在美国深造，一生经历诸多离乱，见证许多更迭。他以独树一帜的「大历史观」闻名于世，横跨中西之间，他毕生所想都是怎么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、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。
吃过早饭后，许倬云坐到电脑前，开始读报。早晨看《纽约时报》和Google News，白天还要跟进美国的华文媒体《世界日报》，到了晚上，再看两份台湾当日发行的报纸。还有两份杂志，《The Atlantic》和《Discover》，一份是文化评论，一份是科学进展，都不能错过。
每日读报，不是为了打发时间，「学历史的人悲哀的就是，自从有历史，人就在说谎，没一个皇帝不说谎，没一个总统不说谎，是不是？这个怎么办？我们学历史的人就要戳穿谎言，但谎言戳穿能（有）几个人看见呢？几个人能看得懂呢？但我还非得做不可，这是我（的）责任，专业的责任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生活里面苦恼的是这些事情。」这烦恼伴随一生，难有尽头。
虽然退休22年，考古学界的进展也要跟进。他的专业领域是上古史，「不但中国考古，世界考古我一样看，世界不能孤立的。地球气候怎么样，我们中国受什么影响，发生什么样的事件，等等等等。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，公元前2019年的那次大洪水，是喜马拉雅山底下一个冰川堰塞湖崩了」。
历史和当下交织在他的头脑之中。在一种满怀忧思的状态之下，他重读爱德华·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感到一种文明行将崩溃的危机。
新书《许倬云十日谈：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也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口述完成的。序言里，他缓缓说道：「我今天的发言是在我的病房里面，这是医院帮助我在家设置的病房，帮我在前面开了一个吊兜，使得我从椅子提升到床上，从床上提回到椅子。我自己不能动，要靠着机器帮忙。在这种条件之下，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。」
《人物》的拜访发生在2021年11月的一个上午。当我摁响门铃时，他早已等候在客厅中央。在大洋彼岸的这间现代公寓里，他的言谈举止中留存的是一种旧文明系统中的古典气息，令人感觉在两个时空中穿梭。
这种「古典气质」，东南大学教授樊和平也深有体会：「那样一种气息，那样一种气派。在他的眼睛里，一切都是平等的。一方面就是他对所有的人，包括你们年轻人，都非常地尊重。另外一个，他不会因为你是权贵，他就对你丝毫有一点添加什么。这一点如果不亲身在场，可能难以体会。」
「我是个病人，所以穿了病人衣服……你不在乎啊？」「我耳朵不灵光，声音有点哑，没以前亮了，你包涵点啊！」许倬云充满歉意地说明，然后坐在桌前，准备开始谈话，窗外是一片小小的草地，已是深秋，树叶正在由绿转黄，他的眼睛凝视四季、历史和现在。
和年轻朋友说话
2022年刚刚到来的时候，许倬云录制了一段视频，在全世界「被瘟疫所困」的日子里，他有一些「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」。
坐在家中的桌前，他双手交叠，唯一能动的那根手指一动一动——那是他说话时的习惯。这个生于战乱岁月的老人，平静地目视镜头，说「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，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」。
在这既短暂又永恒的风云变幻中，他想提醒「年轻的朋友」，要记得反省「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，促成了这个风云变幻」，「我们不能完全安于说『我的日子好，就够了』，我们每个人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做，要想想现在该怎么做」。
2019年4月，也是在匹兹堡的这间公寓中，许倬云接受了作家许知远的访问。「那天我记得是有点小雨，雨蒙蒙，所以造成的风景啊，雨蒙蒙很有意思。」许倬云向《人物》回忆。太太孙曼丽说，他喜欢雨，喜欢长江。
以雨幕作为背景的谈话中，他谈到「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」的人生哲学；谈到全球性的问题，「人找不到目的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于是无所适从」；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与忧虑，「中国尊敬过去，注重延续，来龙去脉，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」；还有对未来的期许，「要人心之自由，胸襟开放，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，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。要有一个远见，超过你的未见。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过的地方，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。」
后来那期访问成为《十三邀》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。「我有个surprise，我没想到这么温暖的、热烈的反应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该尽义务了。」许倬云告诉《人物》。
虽然拥有顶尖的学术成就，但他从来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一直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，台湾「中研院」历史语言研究所前所长、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向《人物》回忆：「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，说话很有份量，然后他的文章在报纸上常常登在很重要的位置上。」
而现在，他所指的「尽义务」，是更积极地参与、回应现实。他相信年轻人，也能感受到，在这个纷乱复杂的时代，年轻人渴望向他寻求答案，「对他们我愿意舍得精力」。他相信个人行动的力量，想要告诉年轻人，「责任不是你担社会责任，你担你自己该负的责任，你担你对你相处的人的责任。」
后来他在《许倬云十日谈：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中说，「我盼望，我在世间走了这么一遭，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，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，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。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，推动大家不断地、一天比一天进步。」
在这天的访谈中，他提醒我，「我想讲的，未来的情况下，我们现在的文化能不能适应？将来做怎么样调试才合适？中国的缺点在哪里？西洋文化缺点在哪里？这个我要保留下来讲的，好吧？前面差不多了，你给我大概至少要20分钟左右。」
当我们真的进行到这个话题时，他变得极为严肃，「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，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」。此时已是中午，他应当休息的时间，老人已经明显疲惫了，但他不愿意被打断，「我认认真真讲，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」。
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许倬云的迫切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是他的谈话对象之一，王德威专攻文学，许倬云则是历史学者，二人年龄相差24岁，过去他们主要因为学术讨论聚在一起。
「到最近一两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觉得他那个疏离的感觉、那个危机的感觉特别强。」在zoom视频中，王德威告诉《人物》，许倬云向他提出，能不能定期联络，他们约定一周通一次电话。
在定期进行的通话里，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「有关中国两岸的华人世界的问题，他都非常非常关心，」王德威回忆，「第一次把我吓坏了，我记得最开始他讲两个多小时滔滔不绝的，许先生，我说您九十几岁了，您要不要休息一下？」
另一方面，王德威理解他，「那种时不我与的感觉，不只是年纪上的、健康上的，同时可能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的那种危机感啊。我觉得危机感是某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是他们的血液的一部分，他们的DNA里的一部分，三四十年代（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）。所以那种紧迫感，用一种很俗的话来讲就是感时忧国。」
离乱岁月的梦魇
1930年，许倬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。4岁时，父亲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荆沙关监督，为中国面对战争做准备。3年后，抗日战争开始，他们全家随着战线迁徙，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的是战争和死亡的阴影。
80多年过去了，许倬云的太太孙曼丽告诉我，时至今日，他仍然会在深夜梦魇，「所以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记忆啊，真的是很深很深」，之后的人生经验，「往上头加，盖不住」。
「懂不懂『过阴兵』？」许倬云向我提问。
「你们没受过这种苦，你真的不知道，万县死了多少人，房子没有了，人睡在街边上，夏天，连着有几个月，每个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全城大哭大闹……看见死的人脑袋没有了，腿没有了，血淋淋地在这排队走过去，像军队走过去一样，就在你头旁边走过去。」
后来许倬云曾在许多场合讲起过这个故事——七七事变后，川军战士上前线途经沙市，母亲带着女工为战士们烧开水喝，她看着这些不过十八九岁、脸上带几分稚气的小兵，不由自主地口宣佛号，「阿弥陀佛，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。」
「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轰炸，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流亡，很快地我懂得母亲所说的『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回来』，这个鲜明的印象，使我领悟到生与死的界限，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。当时年纪还幼小，不知道其中的意义，只晓得这些人成批成批地开拔出去，或许永远不回来了。这幕景象，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」他在《回顾心路历程》一文中记录了自己心境的改变。
抗战的经验是他此生最深刻的记忆，只要讲起这个话题，他总是会哭，有时哭得像个孩子。这哭里有痛心，也有害怕，当年的恐惧到现在一直还在。
「日本人炮声离沙市不太远了，我们就要搬到老河口去，满路都是人。爸爸拉着老妈的手，妈妈抱着我，在江边走。没有车辆，没有什么了。公家准备撤退的车在下面，要走下去。爸爸就跟娘娘说，真要（是）日本人杀过来，我拉着老八，你抱着老七（许倬云），我们四个人一起（跳）下去，长江水……」坐在餐桌前，老人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。
那时他还没有上学，但是在这样的离乱之中，他有了「中国不会亡」的信念，和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。「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，真是好的，危难的时候互相真是帮忙，真是到了死亡架在头上的时候，真是互相帮忙。日本人飞机在扫射，我们在万县，一个悬崖底下，公园里面悬崖底下可以站几万人，大家以为日本飞机不能扫射悬崖，日本飞机就沿着悬崖，低飞。马上许多男人站到前面去，拿女人小孩推到后面，没有动员，他们自己做了。」
后来，他的生命中，经历了更多的离乱和逃亡。
1948年，他们全家分几批迁到台湾。他和二姐一家坐同一班船，如果搭早一班，就是永远沉没了的太平轮。「所以我跟你讲人生实苦啊，不能看见我自己苦啊，我看见离乱之世。《世说新语》，怎么样讲衣冠南渡。东晋是衣冠南渡，到了岔路口，逃难群众分两条路分开，路口互拜，一别不知道哪天再见，大家摸着树一起哭。中国历史上衣冠南渡多少次了。」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许倬云开始写作《西周史》，写到最后一章，西周行将走向衰亡，他几乎是流泪写成，「看见一个秩序有理想地建立起来，但是糟蹋掉了」。当他写到《诗经》里的《板》《荡》，十分伤感，「因为他们经历的离乱岁月，跟我自己在生命里亲眼所见的一样」。
许倬云童年
历史学家没有快乐的
和许倬云的谈话，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困境。他写的是「大历史」，谈的也是「大问题」。我们谈及中国文化的未来，他先从量子力学里的纠缠现象讲起，讲到雅利安人驯服了马匹，开始有了掳掠文化，再讲到周人的天命文化，讲到孔子的「忠」与「恕」，在几千年的尺度里，他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，试图让我理解东西文明系统中的复杂脉络，在纷乱的线索中抓住核心。
他曾经解释过自己的谈话风格，是受劳幹（劳贞一）先生影响。「人家问我问题，我会一条一条细琐地回答，但我脑子里可没忘记题目。只是听的人可糊涂了，不晓得我会绕回去，等到最后我回答他的问题时，他说：『你怎么兜了那么大的圈子？』我说：『我不把细节讲清楚，怎么回到大题目啊？』所以人家问我题目，我回答的办法就是劳贞一先生的办法，但是提问的人一定要很有耐心听完，早晚我会转回原来的问题上去，不会转丢的。」
他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很多人的关注落点——零碎。在这样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间，给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。这十几年来，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波经常向许倬云请教问题，他们的话题既有「古代历史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等，研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以后，看看怎样演变出了中国的秩序」，也有时下流行的各种话题，「比如内卷、躺平、脱碳入硅等等」。
在持续经年的求教与讨论之后，王波说：「如果说我有什么治学习惯承袭自许先生，那可能就是历史思维。这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历史，不是被降格了的对历史事实的编年记载，而是建立在通晓人类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，超越基于常识的经验思维，将历史本身作为根本原则，把握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。」他说，许倬云对于知识人的期待是，「努力做能够『一锤定音』的人，起码要有这样的气魄」。
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为许倬云所著《说中国》写解说，他「感受最深的，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『截断众流』的大判断」。他的视角始终很宏大，最终落回他的表达，「我讲的人在群体之中层层套叠，有责任、有权利、有自由，这种社会不是孤立的，是自由的、平等的，是有责任、有权利的。」
但大视野投向的从来不是大人物。在他的目光里，小民百姓、日常生活份量深重。
1993年夏天，许倬云为即将在内地出版的《西周史》重写序言。他写下自己受到的质疑，「《西周史》问世以来，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。批评之一：『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！』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，文王、武王、太公、召公……均未有专节。」
他回应道：「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，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。在英雄与时势之间，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——也许，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，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，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。」
他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，「我们注意的是人的生活，我们不注意皇亲国戚，更不注意帝王将相。我们国家是注意它的制度，注意它的成分，不注意里边的政治人物。从一个人看他的时代，他的悲欢离合多少是他自己负责任，多少不是他的责任。绝大多数的悲剧不是他的责任，都是牺牲品。」
正是这样的认知，构成了他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治学特点。在这部没有帝王将相的史书之中，他着重探究的是周人「天命」观念的形成，又另辟章节描写周人的生活。写到「饮食」时，在描述完当时的食物及烹调之法后，他写下，「虽说如此无等，农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陈年的谷粒（《诗经》『小雅·莆田』）及采来的苦荼（《诗经》『豳风·七月』）。」
虽然历史资料总是「详于社会上层，而略于下层」，他仍尽力复原3000年前最普通百姓的生活。在「居室」一节，他专门写到，「小小土室，柴扉零落，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，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，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，当作窗户，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……下雨天，屋顶漏水，地面也因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，进水是免不了的……在西周，大致是最穷的人，住这种半地穴的居室了。」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是许倬云谈话的朋友之一，他感受到，「他对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对象、一个考古学家去勘探文物的感觉，他是真真切切地去关心历史和历史背后或者历史中的这些人，这是他最关注的。」
抗战结束后，许倬云全家回到无锡，他进入辅仁中学就读。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，没有围墙，只有一排矮松林阻隔。如果有同学不听话，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，对着先人罚站。明代的东林党人讲究实学，不谈心性，「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」，这是许倬云自己体认的文化基因，「无锡人不在乎干任何高高低低的job，读书是本分，干活是干活。不是我是书生，我（就）是了不起，我做宰相啊什么。我不在乎。读书是本分，养活你自己是该做的。」
迁往台湾后，他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，受教于沈刚伯、李济之、劳幹、凌纯声等史学大家，1957年，他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顾立雅（Herrlee Creel），受到的是东西方最好的精英教育。
但王德威发现，「他特别有一种愿意从世俗跟民间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问题的倾向，这个跟他个人的学术训练似乎是有所不同。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大的家族，来自于一个书香门第，来自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环境。但他始终强调的是他所经受的这种乱离的经验，所亲眼看到的大量的这个死亡、战争、逃难、饥荒等等，刻骨铭心。所以一开始他一方面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，但他那个『心』是，怎么讲，非常牵动到当代经验的。」
这给了许倬云一种超越性的立场，「我对于人类的关心，和对一族人的关心应当是一样的，并不少。」
在《许倬云谈话录》中，他谈到自己经历的抗战8年，「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，都是跑来跑去，因此，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，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，不但是山川胜景，还有人民的生活。作为旁观者，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、石磨上，搬个小板凳，看着人家工作，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。」
后来他写第二本英文专著《汉代农业》，「亲切的印象全回来了」。当许知远访问他时，向他提问：「对中国的常民来讲，历史上这么多年代，生活在哪个年代是最幸福的？」他的回答是汉朝，「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」。
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、学者陈宁后来总结，「在许先生心目中，共同体的『盛世』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过得最舒畅的时代，文化最具活力的时候，而许多教科书将『武功』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。许先生反对这一标准，因为『武功背后有多少悲伤』，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是连年的苦难。」
「所有的历史学家没有快乐的，司马迁受了那么多的虐待，除了宫刑，一辈子坎坷，这个苦跟他看见汉朝起步的错误、汉朝当时的愚蠢（有关），他难过啊。」回望自己的治学生涯，许倬云这样告诉《人物》。
陈宁如今生活在弗吉尼亚，距离他做许倬云的学生已经30多年了。他带来几封他小心翼翼保存的与老师之间的通信，一点褶皱都没有的信纸上，许倬云写下自己翻译的Robert Frost的诗《少有人走的路》，「深林有歧途/败叶掩足印/举步入荒径/只为少人行」。
在信中，他告诉自己的学生：「此诗表达了与研究精神暗通的心态，求知必须有深入不毛、另辟蹊径的勇气，庶几踏入未经开阔的新天地，其实无论读书做人，都需有不怕寂寞，不随众人的心理准备。千山独行，即是一步踏入荒径也。以为然否？」